Monday, January 30, 2017

Quote of My Daughter(4)女儿语录(4)




I started teaching my daughter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she was one year old. Initially everything was under control; as I chose what to teach her and what she learned. Usually I taught her 3 characters per day. It was quite easy. Altogether the process only took about 10-15 minutes; and she always regarded this as another interesting game.
我女兒一歲時,我開始教她認漢字。剛開始一切很順利,我隨意撿些她日常生活中能接觸到的詞教她。一般每天教三個字,很容易,只需要花10-15分鐘左右,她不覺得這是學習或負擔,而總認爲是另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However, when she reached 2 years old; and started to pick up words and characters from unknown sources, things sometimes went out of control.
不過,到她兩歲時,事情就有點失控了,因爲她開始從不知哪裏自己積攢詞彙了。
For example, one day I took her for a walk after dinner. And she suddenly exclaimed in great excitement, “Mom! an ant is galloping over toward us!”
比如,有一天晚飯後我帶她出去散步,她突然圓睜杏眼驚呼道:「媽媽!一只螞蟻飛奔而來!」
—I could never figure out where she picked up the word “galloping”; and why she decided to connect it with an ant.
——我永遠也想不出她從哪裏學到「飛奔」這個詞,並決定把它用在螞蟻身上的。

Quote of My Daughter(3)女儿语录(3)



Once when my daughter was 4 or 5 years old, I took her from Beijing to Sichuan to visit my parents by train. It was a 36 hour long trip; and was very tiring. I bought two tickets for the sleeping car. After we boarded, I climbed up to the upper level of the berth to put away our stuff on the luggage rack higher up. I asked my daughter who stayed on the floor, “Would you want to read this book? If you do, I’ll leave it for you; if you don’t, I will put it away.”
女兒四、五歲時,我帶她從北京從火車回四川老家探親。火車要坐36小時左右,很辛苦。我買了臥鋪票。上車時我爬到上鋪整理行李,並問留在下鋪的女兒:「這本書你看嗎?看我就給你留著,不看我就放起來了。」
And she said,”I don’t need it for the time being.”
結果她說:「我暫時不看。」
Upon hearing this, a fellow passenger in the car couldn’t help laughing and saying, “How interesting this child is! ‘I don’t need it for the time being’, then what shall your mom do with your book?”
聽到這裏,同車廂的一名乘客「撲哧」一聲就笑了出來:「這小孩說話怎麼這麼逗?『暫時不看』,這下讓媽媽怎麼辦呢?」

Sunday, January 29, 2017

Quote of My Daughter(2)女儿语录(2)


Once I took my daughter to a party at my workplace when she was about 4 years old. One colleague asked her with some hidden and naughty intention, “Tell us, in your home, does mom listen to dad, or dad listens to mom?”
大約在我女兒四歲時,有一次我帶她去單位聚餐會,一名同事有點不懷好意的逗問她道:「在你們家,是媽媽聽爸爸的,還是爸爸聽媽媽的?」
I looked at my daughter nervously, fearing that she would fall into the trap and say something embarrassing.
我很緊張的看著女兒,生怕她當著那麼多同事說出什麼讓我難堪的話來。
She replied with all due seriousness,”In our home, whoever is right has the say. If what I say is right,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everybody listens to me!”
結果她一臉嚴肅地說:「在我們家,誰說得對聽誰的。要是我說得對,說不定還聽我的呢!」
Everybody laughed; and I was so relieved…
在同事們的哄笑聲中,我這口氣鬆得呀……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Quote of My Daughter(1)女儿语录(1)



When my daughter was one or two years old, I was trying to teach her the virtue of thinking about others and inviting others to share with her if she had anything good. 
我女兒一兩歲的時候,我試圖教她謙讓的美德,並告訴她,如果有什麼好吃的,要先問一下別人吃不吃,不能自己獨吞。
She learned it very fast. On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she was about to put a candy into her mouth, she suddenly stopped; and asked me very seriously, "Others, would you also like it?"
她學得挺快。第二天拿到一個糖果正要往嘴裏送的時候,突然停下來,看著我認真的問:「別人,你吃嗎?」

再談「文化自信」

前些天寫了一篇文章,《也談「文化自信」》,從筆者個人的角度分享了作爲一名普通中國人怎樣獲得真正的文化自信的經歷。今天想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一談「文化自信」這個重要的問題。
2015年秋,我請母親到美國來玩,想讓她散散心。自一年前父親去世後,她的臉上似乎再也沒有了笑。
之前我在美國雖然已經待了多年,但從來沒有專門去玩過,也不知哪裏好玩。於是就想偷個懶,參加旅遊團吧!爲此,我報了幾個華人公司辦的那種幾日遊的團,也報了一個在新唐人電視臺做廣告的西人公司的遊輪觀光項目。


曾錚與母親在遊輪上的合影


曾錚與母親在遊輪上的合影

遊輪旅遊是事先交了費,在遊輪上的吃住玩樂都包括在內了。早餐午餐是自助餐,放開肚皮隨便吃,食物種類很多,質量也相當不錯。晚餐則是在正式的餐廳點菜,吃真正的比較有檔次的西餐。
其實我和母親一樣,早已斷了晚餐,平時在家只吃早餐和午餐。但既然出來玩,又已交了費,更主要的是,母親之前沒去過正經的西餐廳,我也想帶她去體驗體驗。於是我們正兒八經穿上比較正式的晚宴服,來到遊輪上的西餐廳就餐。
遊輪上人雖然很多,有近五千吧,但大家都按房間號分配到不同的餐廳,所以倒也秩序井然,不會太擁擠。到了指定餐廳坐定後,侍者拿來菜單請我們點菜。由於我們平時根本不吃晚飯,所以沒什麼胃口,因此我只象徵性的點了很少的一點點開胃菜和配菜,沒有點主菜,主要就是想讓母親嚐嚐鮮,體驗一下西餐文化。
結果,點菜單交上去以後,不一會兒前前後後一共至少來了四個人,關切而誠摯的問我:「你確定只點這麼多嗎?你確定不要主菜嗎?你確定你們能吃飽嗎?」
被四個看起來身分不太一樣的人問過四遍同樣的問題後,我簡直驚呆了:西方人是這樣服務、這樣做生意的嗎?按我的想像,以及與跟華人公司打交道養成的習慣性思維,錢已經交到他們手上,吃不吃都是一樣的,我們不吃、少吃,正好給他們省錢,他們應該巴之不得才是,怎麼還會一次次來真心問你是不是點少了?


由於沒點主菜,我們被至少四個人問能不能吃飽。


由於沒點主菜,我們被至少四個人問能不能吃飽。

當我終於把這些來問我是否點少了的人都「打發」完之後,我心情大好,開始環顧四周,看到旁邊的餐桌上坐著一家四口,爸爸媽媽帶著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小孩們等得好像有點百無聊賴,看起來不是很開心。
這時,我看見兩個侍者一起走過來,其中一個拿一塊大大的白餐巾,三下五下疊成一只小老鼠,然後又像變魔術似的,讓老鼠「活」了起來,還會「逃跑」。侍者讓小男孩來摸著這個老鼠看它怎麼「逃」,小男孩被逗得開心的笑起來。然後侍者又拿老鼠去逗那女孩,直到那個女孩也「咯咯咯」的笑得前後合爲止。
我在邊上用手機拍攝、記錄著這場面,既覺得新鮮,又再一次深感震撼。這兩位侍者做得那麼自然、那麼開心,完全就是要逗這兩個小孩高興,而沒有一絲一毫的利益算計和考量。他們是那樣的開心,那樣的熱愛自己的工作,又是那樣的敬業,真是讓人肅然起敬。


曾錚用手機拍攝的視頻:手帕變老鼠

另一位不經意的、默默的震撼了我的,是負責打掃我們房間的服務員。我和母親住在遊輪上一個靠海的小房間,窗戶外直接就是大海。
開始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位服務員的存在,因爲他總是趁我們出去玩的時候,默默的把房間打掃乾淨了,等我們回來時他早就不見了。
忽有一天,我們回房時,發現浴巾被疊成了一只可愛的小狗,瞪著兩只黑黑的眼睛,頑皮地趴在牀頭的小桌子上。我大爲「驚豔」,趕緊用手機照下來。
再後來回來時,也天天有驚豔。有時浴巾被疊成一顆心,有時被疊成一只小兔子……以前只聽人說過花有「花語」,給不同的人送不同的花可以表達不同的心意。在這艘遊輪上,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浴巾也可以「說話」。
再後來,我終於注意到了這名服務員。他看起來只有二十多歲,長得像東南亞一帶的人,時常在過道或我們對面的房間裏默默的站著,目送我們走出走進,並尋找合適的空檔進來打掃。如果彼此在過道裏碰上面,他也會微笑著用不是很好的英文跟我們打招呼。
我很驚異的發現,他很快就掌握了我們的起居和出入規律,總是在我們出門時間最長的那個空檔進來打掃房間,所以從來沒發生過他還沒整理完,我們卻已經回房的尷尬局面。
其實我們在遊輪上的「生活」規律和作息時間,完全是到了遊輪上才開始形成的,說實話,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幾點將要出去幹什麼,經常是臨時起意才安排的,或去游泳,或去甲板上散步煉功,或去看各種表演之類的。因爲是在度假中,當然很隨意。而他卻在我們的隨意之中,正確的找出了規律,總是貼心而周到的服務著,並用「浴巾語」跟我們溝通,讓我們開心。

浴巾小狗


浴巾小狗


浴巾「心」語:我愛你

生平第一次,我有一點點體會到了,做一名貴族是什麼感覺。在我的想像中,貴族家的僕人,一定就是這樣侍候他們的主人的。你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卻時時在享受著他的服務。
要離開之前,我有意與這位小夥子多聊了幾句,問他各方面的情況。他的語言非常樸實,卻發自內心地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滿意。把客人服務好,在他,是理所當然的。他自然、快樂、用心的做著。
走的時候,我也非常快樂的、心甘情願的、像「貴族」那樣給他留了一筆小費。他淳樸的笑臉,作爲這次愉快經歷的一部分,也永遠留在了我的心裏。


曾錚用手機拍攝的視頻:遊輪上的浴巾秀。這個圍繞游泳池一圈的浴巾秀,想來要花很多功夫才能準備好,爲的只是博遊客一樂。

再反過來說一說在華人公司參加幾日遊的經歷。只說一個例子吧。
那是在參加完「美東八日遊」之後,最後一天的行程是去逛奧特萊斯。許多國內來的遊客,都大包小包狂買東西。
逛完奧特萊斯,所有的行程就結束了。按合同規定,旅遊公司應該派車把我們送到機場。
那天下著很大的雨,我和母親與一對南京來的老夫婦回程班機的起飛時間比較接近,就被放在同一輛小麪包車上,由司機拉去機場。陪伴我們八天的導遊,也就由此分開了。
由於雨大,路不好走,一直堵車,司機很不高興,一直在罵、在抱怨。我們四人只能默默的聽著、忍著。
罵了半天,司機突然問我們要去哪個航站樓。南京的老夫婦急忙說是四號航站樓,我和母親則需要去七號航站樓。
結果司機說,只能送我們到其中一個航站樓,不能分別送去兩個,讓我們四人自行商量,是去四號航站樓還是七號。
我們聽了這話,都倒吸一口冷氣。下著這麼大的雨,不管停到哪個航站樓,總得有兩個人得在瓢潑大雨中拖著笨重的行李,自行想辦法去另一個航站樓。紐約肯尼迪機場四號航站樓與七號航站樓之間,雖然不算太遠,對汽車來說,就是「踩一腳油門」的事,而要是在雨中拖著行李步行的話,那也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去坐連通各航站樓的免費的通勤火車(AirTrain),上下火車也要費好多事,走好多路。打出租吧,也不知打不打得到,且覺得已經給旅行社交了錢,爲什麼還要另外花錢打車?
我一看司機那樣,心知也不可能跟他講道理,或向他求情,於是就默默地給導遊發手機短信,問他怎麼回事,並問他可否讓司機把我們送到各自的航站樓,同時提醒他:旅遊合同裏可是標明「機場接送」的啊。
導遊很快回短信說,合同裏是標明機場接送,但沒有說航站樓接送啊?不管送到哪個航站樓,都是已經到了機場不是?司機說得沒錯,公司的確只要求他送到某一個航站樓。
我看著這個回信,一時無言以對。南京那對老夫婦緊張的看著我。他們知道我在跟導遊交涉,但不知道結果。同時他們當然很擔心司機不送他們去他們的航站樓。他們人生地不熟的,英文也不會,真把他們丟到另一個航站樓,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找到對的地方呢。
我只好嘆口氣,對司機說:「送我們去四號航站樓吧。」聽到我這樣說,南京老夫婦才算鬆了一口氣。雖然我也很不願意讓七旬老母淋著雨拖著行李在兩個航樓之間「掙扎跋涉」,但我也總不能讓那對老夫妻去受這苦吧?我好歹算個「地主」,怎能讓他們這「外來戶」去爲難呢?
主動把「便利」讓給他人之後,我心反倒輕鬆起來。想起包裏還有幾根香焦沒吃完,
便掏出來請大家分著吃,同時也誠心的請司機吃。
司機剛開始又些意外,因爲他本來拉著「架式」準備著我們可能會跟他吵架的。結果我不但沒跟他吵,主動「先他後己」,還心中毫無芥蒂的請他吃香焦。
他可能真是餓了,也就接過香焦吃了起來。他吃完後,我又默默將香焦皮替他收拾到我隨身帶的垃圾袋中。
不過,這件令人不快之事,最後卻意外地有了一個不那麼壞的結局。我不知是因爲我主動「犧牲」自己的姿態,還是那根香焦打動了那位司機,總之是到了機場,把那對老夫婦送到四號航站樓後,他突然主動說:我把你們送到七號樓吧。
這個結局雖然還算「圓滿」,同時讓我意外的領略到善待他人的「好處」和力量。但我總是在想:如果換作別人呢?或者,換作還沒有修煉過法輪功之前的我呢?我猜我會跟他大吵,會打電話到他公司投訴,或者是,就算是勉強做到「先他後我」,我心中也一定是氣鼓鼓的,絕對不會如此平靜的微笑著面對一切,心中沒有一絲一毫對此司機的怨氣。
現在再回到文化。「文化」絕對不是說我掌握了多少知識,我會背多少教科書中的標準答案,我會在考試中拿下多少高分,或者我家造的神幾號又飛上天了,我就是有文化了。
「文化」,除了是知識、藝術、科技之外,更是人的思維方式、行爲方式、處事方式和原則,以及對待他人的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我短短的旅行之中,在西人公司與華人公司體驗到的不同「文化」,那之間的差異,可說是天壤之別。
在西人開設的公司,你能感覺到善意,感覺到他們真的是用心用意的要把顧客服務好,讓客人開心滿意,用盡心思給顧客製造驚喜和氣氛……這是他們做生意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你雖然覺得自己像個貴族一樣高貴起來,但又會覺得服務於你的人,也不並低賤。相反,他們的人格、行爲方式和待人方式讓你肅然起敬。
相反,在大陸華人開的公司,你感覺到的,他們和你之間只是賺錢與被賺錢的關係。就算公司也按服務條款拉你去了該去的地方,可是你會非常清楚,他們是爲了賺你的錢才這樣做的,爲了錢才勉強在面子上的一些事情上稍微顧及一下的,他們並不熱愛自己的工作,他們並不享受服務於你的過程,在這裏工作只是他們無可奈何的一個掙錢方式或跳板。他們心中想的,常常是些醜惡之事,他們心中算計的,基本也就是成本與收入……有這種環境中,你也很難高貴、高尚起來,因爲你心中要時常提防著,他們會鑽合同的空子,在大雨天把你拋在什麼地方不管了……
說到「自信」,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大陸出來的遊客,我看很多時候挺多是只有「荷包自信」而已,而絕對沒有文化自信。
生活的品質、文化的品質,是由方方面面、很多細微細小的事情組成的。那些可憐的只有「荷包自信」的國人們,享受不到西方正常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有文化」的關係與處事方式,真的是「窮得只剩下錢了」。再有多少神幾號飛上了天,這與八輩子也坐不上飛船的平民百姓有什麼關係?相反,天天見面的人、天天要與之打交道的人,處處都在算計你,甚至想盡辦法坑害你,這才是要緊的。
中共國與西方正常社會的這種「文化」差距,這種從思維模式到行爲模式,再到待人態度之間的差距,是怎樣養成的?又要再經過多少年,才能消除?
不用講什麼「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也不用講什麼雄偉的「中國夢」。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共產黨破壞貽盡之後,就單單是讓服務業這一個行業的中國人,能夠像西方社會的人那樣「有文化」起來,都不知要再經過多少的努力才能做到呢。
「文化自信」?不先把黨文化認清肅淨,想也別想。











Thursday, January 26, 2017

倒行逆施的「兩高」釋法與歷史大勢

看了125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新出臺的所謂《關於辦理組織、利用X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心中冒出的第一念就是:這才是真真正正的「倒行逆施」!

這個「解釋」,如其之前的所有「解釋」一樣,也不說X教是什麼,誰是X教,但從其所列的一條一款來看的話,明眼人都知道,這是針對法輪功的。比如:

用無線電臺(站)或者無線電頻率進行宣傳的、以貨幣為載體宣傳X教的(有人笑問:人民幣上到處都是毛的像,這個算嗎?)、製作傳單、噴圖、圖片、標語、報紙、書籍、刊物、錄音帶、錄像帶、標識、標志物、光盤、U盤、儲存卡、移動硬盤、橫幅、條幅、電子圖片、文章、電子書籍、刊物、音視頻的;

編發信息、撥打電話一千條(次)以上的;

利用在線人數累計達到一千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組成員、關注人員等賬號數累計一千以上的通訊群組、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進行宣傳的;

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數達到五千次以上的,等等,等等。

與之前的幾個同類「解釋」相比,這個「釋法」之中,所列舉的需要對付和「懲罰」之事,比之前多了許多、具體了許多;同時對這些行爲的懲罰,也重了許多許多。

這說明了什麼呢?

1 迫害法輪功近十八年以來,中共的鎮壓非常失敗、非常不得人心。國內國外的法輪功學員不但沒有被打趴下,反而「發明」了越來越多、越來越靈活的講真相的方式,而且一直在大量地製作各種講真相材料、大量地散發這些材料,並利用網絡、語音、手機通訊、人民幣、以及各種質地的真相材料等各種形式大規模地進行講真相活動,以至兩高不得不亦步亦趨,緊緊跟隨,不斷出臺新的「釋法」來應對。

2 既然之前的「釋法」也好、量刑標準也好,都沒有起到把法輪功鎮壓下去的作用,反而激發了法輪功學員發明更多的講真相方法,那麼再出臺這樣的東西有什麼用呢?徒增笑話罷了。

至於這個所謂的「釋法」有多麼違法,實在不值一駁。筆者在近十四年前,鎮壓法輪功兩週年時,即已撰寫萬言長文《論鎮壓法輪功的完全徹底非法性》,將此問題說得一清二楚。

現在值得討論的倒是:為何在鎮壓法輪功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有時甚至連中共法官、檢察官都在法庭上公開承認鎮壓法輪功完全非法的情況下,為何「兩高」會在此時有些倒行逆施之舉呢?

我想沒有人不明白,中共建政以來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沒有一次是對的,幾乎沒有一次不是中共最後自己又出來「糾正」或「平反」的,迫害法輪功絕對不可能例外,絕對是中共犯下的最大罪行,再出臺多少「解釋」,這一條也是絕對不可能改變的,而只能是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遠。

對於血債幫來說,手上已經沾了血,只能是硬著頭皮做下去,最好是捆綁更多的人上來,天塌下來大家一起玩完。

問題是,其他的人呢?不管政治鬥爭多麼殘酷、權力遊戲多麼複雜,迫害死數百萬無辜大法弟子的罪行,絕對不可能永遠掩蓋下去,更不可能以更殘酷的鎮壓來洗白罪行。

天理昭昭也好,人間自有正道也好,這麼大的罪行,一定會由上蒼和人間的正道做出應有的裁決,而且那一天很可能轉瞬即至。哪一個黨、哪一個當權者,哪一個民族,都不能永遠帶著這麼大的罪前行。

俗話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筆者真心希望,所有有良心、有常識、有頭腦、有判斷力、希望中國變好的中國人,都儘早認識到這一點,做出正確的選擇,不要在將來成為歷史的罪人。


以下圖片爲2015年長春街頭、伊通河畔出現訴江展板(圖片來源:明慧網)
















附:筆者2003718日以筆名曹靜撰寫的文章《論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完全徹底非法性》

前言:“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与百發百中的箭手

 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一句著名的政治口號,叫“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文革”以后,整個社會對于共產党的信任破產,這句口號不知被哪個天才改成了“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還有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環。旁人請教他訣竅何在,他答曰:“先將箭射出,然后再畫靶心。”
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國大陸,從“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鎮壓法輪功,歷次的運動与鎮壓沒有一次有絲毫的法律依据;在國家法定的最高權力机构人民代表大會及從上至下的一切執法机构事實上都是獨裁者個人意志的附屬物的時候,在党可以先將箭射出再畫靶心的情況下,討論鎮壓法輪功的“合法”与“非法”本來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這一次有所不同。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為了裝點“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門面,為了給鎮壓尋找借口和依据,并由此欺騙世界輿論,鎮壓者打著“依法”如何如何的口號,堂而皇之地劫持了整個國家机器,用警察、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電棍、酷刑等取代了“文革”中的紅衛兵、“牛棚”与武斗雙方的棍棍棒棒,將几十万煉功民眾未經法律程序長期囚禁折磨,一千多人被刑求致死;無數人被折磨致精神失常;無數人被迫流离失所;上億的煉功民眾及數億的煉功人家屬長達數年生活在壓力和恐懼之中;各級党政机關、軍隊、大中小學、科研机构、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監獄、拘留所、勞教所,甚至監獄、拘留所和勞教所的犯人和在押人員,都被裹脅到鎮壓之中,或主動或被迫地充當幫凶,犯下了大小性質不同的罪行;四分之一的國力被用于維持曠日持久的鎮壓,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換而言之,鎮壓者一直在試圖給這場從頭至尾、徹頭徹尾的非法鎮壓披上“依法”和“合法”的外衣,除了隨著鎮壓的持續而不斷地制訂出新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條款外,也一直在鎮壓的合法性上欺騙著全世界人民。因此筆者不得不不厭其煩,以彼之予,攻彼之盾,完全站在中國現存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來論一論這場鎮壓的完全徹底非法性。

鎮壓的實質及其先天非法性:以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首先要討論的是鎮壓的實質。
鎮壓的實質是將法輪功這一种功法、思想、信仰體系和修煉這种功法的民眾消滅。
消滅功法、思想和信仰體系采取的是先收繳、銷毀法輪功書籍和音像資料,再開動所有的宣傳机器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轟炸式造謠誹謗,以使民眾不但沒有机會了解法輪功,還因為煽動式的宣傳而仇恨之。為達到這一目的,鎮壓者不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門自焚”偽案及一系列法輪功信眾“自殺”、“殺人”的聳人听聞的“慘案”,來試圖從“名譽”上將要消滅的對象徹底“搞臭”。
相對來講,消滅信眾的“任務”就艱巨得多了,因為這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將信眾從信仰法輪功“轉化”到認同鎮壓者對法輪功的“定性”和“取締”,另一個是將不能從思想上“轉化”的人進行肉體消滅——這包括“打死算自殺”,以及將不能“轉化”的人無限期長期囚禁兩個方面。
也就是說,鎮壓的實質是想用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但凡有一丁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律是只針對人的行為和行為所帶來的后果的。思想的問題根本不是法律所管轄的范圍。從這一點上說,“法律”被濫用到根本不屬于法律所應該适用的范圍,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鎮壓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或者說,鎮壓的非法是先天性的。

鎮壓是江澤民以個人意志劫持國家權力的結果

在后來被中國官方媒體反复渲染為“圍攻中南海”的99年“425”法輪功學員万人大上訪當夜,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高層官員,稱“共產党如果戰胜不了法輪功,那將是天大的笑話”。這封信被當作內部文件層層向下傳達。同年6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425”上訪“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講話內容于613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719日,江澤民在高層會議中宣布定案,全面鎮壓法輪功。次日凌晨,全國統一大規模對法輪功輔導員的抓捕和抄家行動正式開始,從而拉開了這場針對上億煉功民眾的血腥鎮壓的序幕。
然而,這一場已被后來的實踐證明為勞民傷財、騎虎難下、害人害己的鎮壓運動的發起,卻既沒有經過党內的集體決策,更沒有經過政府的正常程序,而完全是江澤民個人一意孤行的結果。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名委員而言,當時贊成鎮壓法輪功的,只有江澤民一人。
也許西方的民眾很難理解個人的意志如何能夠凌駕于政府和政党之上;而中國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又給許多人帶來了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有很大進步并正在逐步与國際接軌的錯覺。
“改革開放”的表面繁華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巨大人口所能形成的市場消費潛力帶給外國投資者的想象空間造成的,不過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話題。筆者在此想表達的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表面上經濟和市場有所放開,但體制上的專制本質并無絲毫改變,某些方面甚至還在加強,由江澤民一個人同時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三位一體”現象就是第一次在中共歷史上出現。
在有著几千年封建制度歷史、法治和民主從未真正得到實現的國度,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獨裁者就會有凌駕于政党和政府之上,而隨時隨意調用一切國家資源的可能性。如果說封建時代的“天子”雖然相信“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們對于“天”的敬畏和“愛民如子”的自我道德約束尚能使國家“國泰民安”的話,崇尚“暴力革命”、“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与天斗,其樂無窮;与地斗,其樂無窮;与人斗,其樂無窮!”的共產專制極權就已經全面喪失了制度和道德兩方面的約束。
在這种情況之下,集党、政、軍三大權于一身的江澤民在一些熱切地想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下屬官員的推波助瀾之中,在各級官員和執法人員對于權力的畏懼和切身利益的維護之中,在普通民眾對于“六四”的大屠殺心有余悸、記憶猶新因而默認了強權就是真理的心態之下,就完全具備了操縱國家机器、濫用手中權力發起這場血腥鎮壓的社會基礎和條件。
也有許多西方民眾一直在問:為什么要鎮壓法輪功?民主國家的人們對于這場鎮壓确實覺得不可思議。那么為什么在中國會有“反右”、“大躍進”、“文革”呢?那些事情過了沒多長時間,連中國的老百姓都人人覺得荒唐;可是它們就是發生了。這就是中共的歷史和中共的現實:党的領導人可以隨時劫持國家權力發動對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頭百姓的全面“斗爭”。

鎮壓令及其執行工具的非法性

99720日的大抓捕之后,99722日中共党報《人民日報》長篇批判法輪功的社論、民政部關于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通告》、公安部關于法輪功的“六禁止”通告普遍被認為是“取締”法輪功的正式開始;也有人認為這就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和決定。然而這些“標志”性的東西合法嗎?
《人民日報》的社論就不必論了,因為誰都知道社論只是文章,文章永遠也不是法律——雖然在中國,《人民日報》的社論往往比法律更具有“法律”效力。

1、民政部通告之無稽与非法

先說民政部的取締通告。首先它取締的是一個根本就不存在了的組織。法輪大法研究會原來是中國气功科研會的一個分會,96年從該會退出后就已經不复存在。据法輪功网站明慧网報道,法輪大法研究會從中國气功科研會退出后,原研究會成員曾向民政部、統戰部、人大、宗教事務管理局、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等机构提出過注冊社團的申請,但都沒有得到批准。在這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的“結社自由”沒有得到體現。
然而,作為一种气功修煉或功法鍛煉,有否一個相應的研究會或社團組織結构存在并不是必要條件。公園里練各种气功的、打太極的、跑步的、扭秧歌的、舞劍的,這些自發群眾健身活動也從未申請過成立組織。
《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触。一切國家机關和武裝力量、各政党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從這一點上說,民政部的取締令取締的雖然是一個并不存在的組織,但它的頒布本身卻是違法的,因為它与《憲法》相抵触。
退一万步講,即便民政部的《通告》成立,它取締的也只是僅有几名成員的“法輪大法研究會”,而非法輪功本身。功法和思想如果能被行政命令“取締”的話,那上天也不必給人一個會思考的大腦了。

2、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為說明公安部通告如何違法,只需將它全文引用如下: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挂、張貼宣揚法輪大法(法輪功)的條幅、圖象、徽記和其它標識;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散發宣揚法輪功的書刊、音像制品和其它宣傳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聚眾進行‘會功’、‘弘法’等法輪功活動;
4、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功的集會、游行、示威活動;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故意散布謠言或者以其它方式煽動擾亂社會秩序;
6、禁止任何人組織、串聯、指揮對抗政府有關決定的活動。”
其實看完這個通告,不必做任何分析就已經知道了它的違法性。這個通告的制定基礎也是以思想定罪:凡是沾上“法輪功”的就統統禁止。“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挂宣揚法輪功的條幅”這樣的禁令,無异于將中國拉回到了“焚書坑儒”的時代;“禁止任何人組織、串聯、指揮對抗政府有關決定的活動”這一條也就是說,“政府”不管被誰劫持著做出了怎樣荒唐的決定,公民都不能“對抗”。
從這些“禁止”本身,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國社會的所謂民主、法制、“人民當家作主”等等是一個多大的笑話。如此公然違憲,剝奪民眾思想自由和批評政府的公民權利的通告居然能夠堂而皇之地向全世界發布,并被用來作為鎮壓的依据,只能說明發布通告之人的要么頭腦中根本就沒有法律概念,要么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套用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誰”的邏輯,就是“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怕誰?”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不厭其煩稍微再說明一下這個通告是如何違憲的。除了違反了前述《憲法》第五條、第三十五條外,它也違反了《憲法》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机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机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机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机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信訪條例》第八條規定:“信訪人對下列信訪事項,可以向有關行政机關提出:(一)對行政机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要求;(二)檢舉、揭發行政机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三)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所以公安部的“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功的集會、游行、示威活動”的禁令,不僅違反了《憲法》,也同時違反了國務院《信訪條例》。

3、“人大立法”大騙局

以上兩個通告雖然起到了宣布鎮壓開始的作用,然而它們卻都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也沒有相應的處罰條款,离“依法治國”的要求還差得很遠。
“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做出与國際社會“接軌”的姿態,中國《刑法》中原有的“反革命罪”被取消了,用思想來定罪在法律上就有了一定的技術難度。翻遍整部刑法,能夠有希望被用來作為鎮壓的“法律依据”的只有第300條:“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而這一條款卻沒有實施細則,也沒有給出什么是“邪教”的法律定義。
事實上,在國際法律界,“邪教”的概念是不被認可的。東京沙林地鐵毒气案的制造者是以個體的犯罪行為而受到法庭的審判和裁決的,法庭并未對奧姆真理教本身作出判決,它依然是一個合法存在的教派。
國際法律界之所以對与“邪教”有關的立法非常慎重,是因為“邪教”的法律定義很難界定,而“邪教”的概念很容易被濫用來妨礙公民的信仰自由。
首次公開將法輪功冠以“邪教”二字的,仍然是江澤民。鎮壓開始之后三個多月的9910月,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時報》記者采訪時第一次提到“法輪功就是邪教”;1026日,中國各大報紙在頭版頭條以“法輪功就是邪教”為題發表了江澤民的講話;1027日,新華社以同樣的標題發表了《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反复引用了722日《人民日報》批判文章中所炮制的關于法輪功的謠言來論證江澤民的講話如何“言之有据”。
三天以后,也就是9910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取締邪教組織、防范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提到要“堅決依法取締邪教組織,嚴厲懲治邪教組織的各种犯罪活動。”
從這里我們首先可以看到一點:江澤民的講話在先,人大常委的“立法”在后。也就是說,人大的“立法”是為江澤民的講話“擦屁股”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二點是,《憲法》第八十條、八十一條關于國家主席權限的規定中,并沒有賦予國家主席為任何組織、個人及功法定罪的權力。《憲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因此,在未經國家任何檢察院、法院判定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的情況下,江澤民說“法輪功就是邪教”是嚴重的違法越權行為。
然而,無論是人大取締邪教的“決定”,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即所謂“兩高”頒布的“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從頭至尾也找不到“法輪功”三字,兩高的“解釋”中給“邪教”下的定義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我們且不論這個“邪教”定義中的“迷信邪說”從法律角度上講如何地無法操作(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世界上所有宗教宣揚的都是“迷信邪說”),只說這個“解釋”中仍然找不到“法輪功”三個字。
當然立法不可能專門針對某個人或某個團體進行,而必須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而法律實施的三段論是:1.殺人要償命;2.張三殺了人;3.張三應該償命。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6千名法輪功學員被判刑,他們的判決書中大多寫有“利用邪教組織”如何如何這一條。
令人惊异的是,在運用“懲治邪教”這一“法律”對法輪功信眾處以最高達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時候,“1.殺人要償命;2.張三殺了人;3.張三應該償命”這個三段論中最重要的一環“張三是否殺了人”卻是用江澤民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的社論來代替的。也就是說,除了江澤民和《人民日報》說過法輪功是邪教外,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司法部門對法輪功是否是邪教進行過判定。鎮壓者在此玩弄了一個偷梁換柱的把戲,將江澤民的信口開河塞到人大的“立法”和法院的判決之間,而讓許多人認為國家已經把法輪功定為了邪教,或鎮壓法輪功已有了法律依据。
這听起來也許象天方夜譚,然而事實确實如此:鎮壓進行四年了,法院一次次地開庭“審理”,“判決書”一張接一張地下達,然而所有這些“審理”和“判決”的依据卻根本不是“法律”,而是江澤民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的社論。
這再一次是江澤民治下的社會現實。法律被隨意地用講話代替;而被偷梁換柱之后的“假冒偽劣”又反過來被用來欺騙了世界輿論。假貨的制造者因其比真貨持有者更加理直气壯的高聲喧囂一時唬倒了不知多少人——有誰想到泱泱大國的“三位一體”能將謊言叫得比真話還“真”呢?

4、610辦公室”:新時期“中央文革小組”

610辦公室”即“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它成立于鎮壓前夕的99610日,故名。它是中共“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下設的決策和執行机构,常設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其職能是“指導和協調公、檢、法、司法、安全各部門偵查、抓捕、起訴、審判等處理法輪功工作的一切活動”。
鎮壓正式開始后,“610辦公室”升級為正部級常設机构,數以万計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610辦公室”相繼成立,專職兼職工作人員達百万規模,經費充分滿足。
各級“610”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嚴密而獨立的體系,對中國的各級党、政、司法系統擁有絕對的權力,并且只直接對上一級“610”負責。
翻遍中國所有的法律,這個“610”的成立和運作都找不到任何依据。從其完全凌駕于法律和同級政府机构之上的運作方式來看,只有當年德國法西斯組織“蓋世太保”、前蘇聯的“克格勃”及中國“文革”時期的“中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可以与之類比。
這种因政治運動和鎮壓的需要而臨時成立的“辦公室”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法制體系的極大踐踏和嘲諷。它象一記響亮的耳光一樣打在了所有法律工作者和以為中國已經走上了“依法治國”道路的人們的臉上,并再一次提醒大家:法律只是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場合裝點門面用的,真正有了問題,對不起,法律太麻煩了,手續太繁瑣了,技術難度太大了,還是“辦公室”來得痛快,用著自如省心。

5、勞教:“速戰速決”的“优越性”

610”成立以后,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大概要數簽發對法輪功學員的勞教票了。人大雖然通過了“立法”,用刑法的體系來當作鎮壓的工具仍然不夠得心應手。法律畢竟是法律,“船大調頭難”,要牽扯到公安系統、檢察院、法院、律師事務所等諸多環節,開庭時按法律的規定還得給予被告辯護的權利,操作過程“冗雜”又“漫長”,根本适應不了將法輪功快速消滅的需要。
于是“勞教”這個中國特色的“最高行政處罰”體系便派上了極大的用場,充當了鎮壓的最主要工具。
中國的勞教體系始建于“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當時的設計思想是強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閑”的“剝削階級殘余”進行勞動,以將他們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后來這個體系漸漸發展為“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1982121日由國務院轉發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給出了應該將什么樣的人進行勞動教養的規定:
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會主義分子;
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
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
4、聚眾斗毆、尋舋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
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坏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听勸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鎮壓者雖然挖空心思,直至動用了人大和“兩高”這樣的最高權力和法律机构來為鎮壓制定“依据”,然而在真正執行時,實際運用的卻是跟那些“依据”靠不上半點邊的、早已与現行法律體系嚴重脫鉤的、還在將“反革命”、“反党反社會主義”作為“罪名”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因為勞教只是一個“行政處罰”,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續,由隸屬于党委或“政法辦”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寫一張勞教票就可以立即執行,什么原告、被告、公訴人、律師、開庭審理、法庭證据、法庭辯論、審判員、審判長、書記員、上訴、申訴等等統統免掉,在“速戰速決”方面顯示出了極大的“优越性”。
至于煉法輪功違反了以上《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六條中的哪一條,也不必經過論證。据筆者所知,鎮壓初期,許多拘留所、勞教所在填寫有關法律文書時都將法輪功學員的“罪行”這一欄直接填成“法輪功”,很久以后才改成“擾亂社會治安”等等——在“三位一體”的“主席”公然操縱著整個國家机器違法犯罪的時候,指望具體的執“法”人員具備基本的法律常識,無异于是緣木求魚。

6、洗腦班:用公款“私”設的“公”堂

從鎮壓的第二年開始,全國許多勞教所50-95%的在押人員都變成了法輪功學員,迄今為止,共有超過10万名法輪功學員被處以勞教。然而,這個數目与法輪功信眾龐大的基數比起來,還是太小太小。將全國所有的監獄、勞教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戒毒中心等等場所都“運用”起來,還是遠遠達不到鎮壓所要達到的目的:從精神上“轉化”或從肉體上消滅法輪功學員。這就是全國范圍之內洗腦班建立的原因。
當然洗腦班的官方名稱不叫洗腦班,而叫“學習班”、“轉化班”、“法制學習學校”等等。它的運作方式是利用現有的學校、賓館、招待所等場所或專門新建的洗腦基地,將法輪功學員綁架到這些地方參加“學習”。“學習”期間跟坐牢一樣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和所有人權,享受的“待遇”跟關押在監獄、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几乎沒有區別。
筆者之所以用“綁架”這個詞,是因為這种沒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將公民強行關押在某個地方,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進行酷刑折磨的做法与土匪無异。
“學習班”的參加者失去人身自由不算,還要遭受經濟掠奪。參加“學習班”要交“學費”、“生活費”等等。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參加“學習班”還需要讓家屬或同事、領導“陪同”,“陪同”人員起的作用相當于看守,然而也必須向洗腦中心上交食宿費用。不過,考慮到要“轉化”的人員數目之大和警察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匱乏,這一條又不那么奇怪了。這也只是普通公民被裹脅到鎮壓之中的方式之一。
种种不同名稱的洗腦班的性質實質上就是私設公堂。它不僅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依据,更是又一种對國家法律的嚴重踐踏。
然而這种由“610”“私”設的“公堂”卻比土匪的窩巢更加惡劣,因為它花費的是公款,是國家財政資金,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据海外媒體報道,200112月用于建洗腦中心或基地的資金達到了42億元人民幣;北京財政局內部材料顯示,2001年前10個月,北京市財政局撥款3200万元用于“處理法輪功”的工作;北京海淀區20016月撥款360万元用于辦洗腦班;重慶市沙坪壩區財政2001年用于“處理法輪功”工作的費用為202万元……這些通過艱難途徑傳出來的數据其實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如果把四年的鎮壓之中的所有費用列出,再加上在聯合國中拉票和讓外國政府對鎮壓“三緘其口”的花費,這場鎮壓的成本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鎮壓執行過程中的違法犯罪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机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如果說鎮壓者在試圖為鎮壓制造出一些“法律”上的“理論依据”的時候,尚費了一點心机去裝點門面的話,那么這种鎮壓到了實際執行和操作的時候,就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顧忌了。官員的升遷、去留、單位的獎金、企事業的經濟效益和領導人的職位、學生的升學甚至考試成績、警察的飯碗、犯人的刑期,統統都跟鎮壓法輪功的“成果”挂上了鉤。“上面”的精神再明顯不過了,務必要將法輪功斬草除根,“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拖垮”,“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這樣的“密令”和“口諭”一層層向下傳達,前有“好處”在誘惑,后有“惡果”在逼迫,這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裹脅進了鎮壓之中的原因。
以勞教所為例,法輪功學員的“轉化率”是一個硬性指標,必須達到,采用什么手段就不管了,否則警察就得丟職位、丟飯碗、丟獎金。“轉化”“成效”顯著的便名利雙收。“轉化”的標准是必須批判自己以前的信仰,外加幫助警察“轉化”其他的人。
警察轉手就將犯人也裹脅了進來。中國的監獄、勞教所都有一套減刑減期制度,刑期長的有時候能減掉一半甚至以上。比如勞教所減期的“法定”比例是30%,每半年評一次“獎”,30%的勞教人員有減期的机會。這30%給予誰,完全由警察說了算。
對于犯人來說,沒有什么比早日离開牢籠的誘惑性更大了。于是拘留所、監獄、勞教所的犯人、在押人員与警察一起再次上演“私設公堂”,這些“公堂”中所設“私刑”的殘酷程度聞所未聞,令人發指,其目的都是完成這場鎮壓的最初及最終目標:將法輪功和信仰法輪功的人消滅。
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煞有介事的“人大立法”及越來越聳人听聞的“邪教徒”“自殺”、“殺人”案件一個接一個“發生”的時候,法輪功的信眾早已被打成了“另類”,秋菊的丈夫被村長踢了几腳尚可以一直告到省里也要討個“說法”,法輪功學員就算遭了滅門之災,遠房親戚可能連看一眼尸體、問一問死因的膽量都沒有。連胳膊上戴個紅袖章的居委會主任也可以對法輪功學員擁有生殺予奪之權。人生而有之的生存權及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根本無從提起。
對法輪功的誹謗宣傳和鎮壓之中對法輪功學員所實行的抓捕、關押、審判、抄家、開除公職、開除學籍、人身侮辱、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強行洗腦、扣發工資、退休金、沒收財產、任意盤問、酷刑折磨、逼迫書寫違背個人意志的文字材料和“思想匯報”等等,至少違反了以下中國現行法律法規:《憲法》、《刑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复議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護法》、《教育法》、《民法》、《勞動法》、《國籍法》、《著作權法》、《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監獄法》、《游行示威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信訪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同時也至少違反了以下中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防止及懲治滅絕种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儿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也許有人會奇怪怎么連《未成年人保護法》、《儿童權利公約》也會違反,這是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子女除了有被剝奪上學權利的情況發生外,還有与其家長一起被抓去坐牢的,甚至有母嬰一起被勞教所虐殺的惡性事件發生。鎮壓所侵犯的法律法規与鎮壓中所犯下的罪行一樣罄竹難書。

結語: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必須將江澤民繩之以法

總而言之,這一場鎮壓從“理論基礎”到實際操作都是完全徹底地違法的。它所踐踏的法律法規數不胜數,它所帶來的災難和損失難以估計。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必須將這場鎮壓的最直接責任人江澤民繩之以法,否則,中國的法律就將永遠也不能從目前被強奸和踐踏的恥辱中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