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8, 2016

外电评论:曾铮的“思想罪”

《静水流深》封面



【大纪元8月2日讯】
  “北京市一级的领导都知道你,将你内定为骨干中的骨干,迟早要抓你。” 
   我问他为什么将我定为“骨干”?我在法轮功学员中只是很普通的一员,连个辅导员都没当过。 
   他沉吟良久,终于找到答案:“因为你的思想。” 
   我笑问:“法律有制裁人思想的吗?” 
   他也笑了──为自己无意间一语道破中国法律的“天机”。
——《静水流深》,曾铮
  
  原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先生今年五月逃离驻悉尼领馆时,抖落出许多不同凡响的指控,那些声明足可以置于默道克新闻头条位置几年之久。 
  
  在5月25日发给移民部的信中,他坦言监控“五个有害团体”,包括法轮功学员和民主人士。“主要任务是在海外实施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他对移民部解释到,“这严重违背我的意愿和良心”。尽管他的英语不太成熟,但却用几近莎士比亚的语言描绘了他的极度痛苦:“过去四年,恶梦频繁,白发日增。” 
  
  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周,他的指控越来越出乎人的意料。澳洲人似乎被置身于糟糕的B极电影情节中。连不轻易惊慌的中国大使傅女士也抗辩到:“我们致力于建设我们的国家,非常忙,非常、非常地忙,所以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荒缪可笑的。” 
  
  陈说在澳洲大约有1000个间谍;有一个人被灌迷魂药,被绑架,并被用渔船运回到中国;610办公室肯定绝对是存在的;陈还告诉大家,中国政府担心国外的法轮功学员损害中国政府,特别是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学员。 
   
  6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先生详细解释了他的指控,坚持认为“中国官员成功地与澳洲官员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澳洲政府内建立一种杠杆机制。”这包括以经济利益作为诱饵,把澳洲的视线从人权问题上转移走。陈甚至指控外长唐纳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 
 
  2002年3月中国外长唐家璇访问澳洲,在一些问题上对澳洲政府发难,其中包括法轮功问题。在唐家璇到达堪培拉的前一天,澳洲外长唐纳签署文件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打横幅或使用高音喇叭抗议。自此,唐纳每个月签署一次此类文件,这使得唐家璇非常高兴。 
  
  (陈的指控)带来了不幸的尴尬。毕竟,我们的总理把共产党当权者形容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携带大量国家机密的投诚者陈先生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政治庇护,反而被无礼地丢到澳洲移民部去排长队。但通过惊人的审理过程(与澳洲移民部通常的繁文缛节所需的时间相比),仅仅六个星期后,陈先生就拿到了永久保护签证。 
  
  通过这些不通寻常的指控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在澳洲有没有中国间谍在监督所谓的“有害团体”?专门打压法轮功学员的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是否真的存在?与进任何一个进过劳教所的人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是的、是的、是的,以上指控全是真的。 
  
  曾铮曾在劳教所呆过一年,她的“罪行”:修炼法轮功。在她的名为《静水流深——一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英文版名Witnessing History: One Woman’s Fight For Freedom and Falun Gong)一书中,她描述了这“地狱”般的一年。 
 
《静水流深》英文版
  在“再教育”期间,曾铮被剥夺睡眠、被电击、忍受极端的酷刑折磨、一天20小时地被强迫劳役。她被迫连续16小时背劳教所规则,被迫参加讲座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连续数小时受言语侮辱也是“再教育”的一部份。如果事态不是这么严重,下面的一幕几乎会让你觉得滑稽可笑:曾铮描述道:一位女警察作反法轮功演讲时,是那么地歇斯底里,以致差点从讲台上滚下来。 
  
  曾铮痛苦地详细描述了一种酷刑,被囚者被迫整天以“低头抱首”的姿式蹲在毒辣的阳光下:
  “……两条腿麻透了,不停颤抖;胸口憋得出不来气,恶心得直想呕吐……。
   “以前只听过‘度日如年’,现在才刻骨铭心知道什么叫‘度分如年’、‘度秒如年’。 多少次,我觉得已到了极限,真想一屁股晕倒算了,偏偏清醒地感受着一切,晕不过去……。” 
 
  除此之外,还有被电棍袭击的恐怖。在拒绝与警察配合之后,曾铮被拖到院子里,电棍像雨点一样落到她身上。两个警察将她折磨得不行了之后,又去院子里折磨另一个人,然后又转回来对付曾铮:
  
  “两根电棍一起架在我身上,再也不拿开。
   “‘劈劈啪啪’放电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身体细腻而真切感觉电流一档一档加大的过程……。
   “ 我紧闭双目,调动所有的意志与强大的电流对峙着,只觉眼前一团漆黑,世界一团漆黑,无尽的罪恶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张牙舞爪要将我一口吞噬……。” 
 
  通过“劳改”进行再教育的想法非常有意思。1979年中国通过了劳动教养法,仅仅由当地官员就可被判人一至三年劳教。比如曾铮,就是由一名姓吴的管片警察监禁起来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略微思考一下整个的法律制定体系。如果同样一种制度被运用到澳洲来,那套制度将是非法的。就像Maria Hsia Chang在她的新书中说那样: 
  
  “中共政府似乎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制定了法律就够了。但要真正实现法治,仅有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这些法律法现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通过。” 
  
  在中国,制定法律的权威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只开一个星期的会!因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必须在一星期内通过所有的法律,更糟糕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正统的共产党党员组成。 
  
  中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法律的追溯性问题。当北京1999年7月22日禁止法轮功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三个月后,即10月下旬,才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译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关于防范和打击邪教组织的决定(草案)》,该决定未提及法轮功,或为法轮功定性。)试想(在澳洲)霍华德宣布一条法律生效,但却没有经过参议院表决!即使霍华德政府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法律的制定对总理来说也不是小菜一碟。 
 
  正如以上所述,法轮功学员经常未经审讯就被送往劳教所接受“再教育”,“劳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使得中国可以宣称它没有监禁其人民。 
   
  曾铮所描述的“再教育”分为五个阶段:写保证、声明放弃、揭露和批判,公开放弃,最后去“教育”他人。“教育”他人意味着你必须帮助警察去转化别人,使用警察所使用的手段。换句话说,去折磨其他人。当你(如果你)公开放弃,你必须面对全劳教所的听众,大声朗读你的批判书。整个过程要被摄像并备案。你走到这一步时,才说明你成为了一个完全被“转化”的学员。 
  
  这听起来像思想控制吗?对,这正是目的所在。作为转化过程中的一步,犯人被要求写思想汇报,曾铮这样写道: 
  
  “劳教所内从来都不缺纸和笔,因为我们一直被要求写‘思想汇报’。每次听完‘讲座’或‘学习’完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或节目后,我们都被要求写‘学习’后的感想。有时甚至在家属接见之后也要写思想汇报。” 
   
  曾铮在劳教所的大部份时间是在织毛衣,一天20小时,毛衣出口,包括出口至西方国家。她为之工作过的跨国集团有雀巢公司。劳教所接到紧急订单,为工业巨头雀巢公司生产100,000只玩具兔。在警察的监督下,法轮功学员日夜工作,三个月才把活干完。 
  
  任何看过6月23日ABC“晚间节目”的观众都会对贸易部长马克‧维尔(Mark Vaile)有关“在和中国的交往中,必须谨慎地把贸易和人权分开”的论调感到惊奇。这位新当选的国家党领袖解释道: 
  
  “托尼(主持人),我是说,你提这个问题,我还是重复我的观点,我们和中国在有关人权问题上确实有一个长期的对话,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将继续公正、坦率地发表意见,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和中国增强经贸关系,这对澳洲未来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意将这两个问题这样处理。” 
   
  曾铮在她的书中描绘了劳教所怎样变成中国经济一部份的情况: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上, 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中渔 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熟了。” 
  
  曾铮于2003年获得澳洲难民身份,目前她正与ABC合作制作一部有关奴工产品的记录片。我问她是否知道其他她曾为其生产过产品的跨国公司的名字,她说不知道,并补充说: 
 
  “坦率地告诉你,在劳教所,对生活的唯一感觉就是困,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够有多一分钟的睡觉时间。每天我就像一部机器或是一个白痴一样,挣扎着完成我的工作定量,根本丧失了思考能力,甚至没时间想家。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的二个想法是:今天什么时候可以睡觉?接下来他们会用什么阴谋或酷刑来转化我们?……” 
  
  但是通过其他法轮功学员,她了解到劳教产品也被运到澳洲的超市或廉价商店。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还发现奴工产品放在Coles和Woolworths的货架上,及遍及悉尼的廉价商品店里。曾铮说,法轮功学员被迫生产过的奴工产品对澳洲消费者来说并不陌生,如圣诞装饰灯,手机袋,绢花,手织帽,拖鞋,玩具熊,雨伞,还有各种衣服等。 
  
  我问曾铮对陈用林先生声称的在澳洲有一千个间谍的指控有何想法。“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说,“我在中国的家人警告过我十几次,中国当局警告过他们,他们也确信,我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有意思的是,在我与曾铮的电子邮件通信过程中,她的电脑受到恶意攻击和追踪,她给我发来一份详细的病毒报告,报告中说,“邮件附件含自动安装木马,并自动与中国的一个网址连接。”报告进一步说,“那些文件都不是一般的病毒,所以肯定是专门为攻击曾铮的电脑而写的。”想要进一步了解复杂的中共网络过滤系统、高科技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及与中国警察和网络安全组织合作的主要西方公司的情况,请阅读《华盛顿邮报》上的这篇文章(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7/19/AR2005071901556.html)。 
  
  曾铮认为,考虑到在澳洲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及中共对法轮功活动的臆想和猜疑,一千个间谍的说法是可信的。请记住,中共国家宣传机器把法轮功说成是X教,并相信法轮功已不仅是国内问题,法轮功已经演变成国际问题,是活跃于西方的一股“危险”力量。“陈先生也提到,中领馆有8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这么大的工作量),如果间谍只有几十个,他们是忙不过来的。” 
 
  为了赢得更多的贸易好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视而不见,我们是在帮助中国镇压(法轮功)吗?曾铮是这么认为的: 
  
  “关门人权对话不起任何作用。陈先生提到,他阅读过北京人权对话简报,其中没提出任何案例。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子是一位墨尔本居民欧阳昱先生的弟弟,欧阳明先生。他连续两年都被列在澳中人权对话中,但与此同时,欧阳明在中国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而且最终还是被折磨致死。所以,用陈先生的话说,人权对话只是‘一场戏’。最最令人悲哀的是,投进中国的每一分钱,都有可能被用来帮助中共镇压无辜百姓。 
  
  也许你会认为,成功得到澳洲庇护后,曾铮将不再生活在中共触角能伸及的地方,其实不然。她不仅要忍受电脑受攻击,澳洲的华人社区对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偏见,华人社区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有关澳洲的生活,她说: 
  
  “华人社区里的许多人,要么仍然被中共的宣传所蒙蔽而反对法轮功,要么太害怕而不敢与我们交朋友。我们被监视、受到骚扰、被歧视、被像‘不正常’的人一样对待。我在中国计划出逃到‘自由世界’时,不曾料到会这样。但是,这里我不是在抱怨。我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必须一直努力,直到最后。” 
 
  曾铮在劳教所一年地狱般的生活使我想起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中主人翁温斯顿‧史密斯所承受的。在受尽酷刑折磨和洗脑,身心完全崩溃后,史密斯最后说他喜欢上了“老大哥”。我问曾铮对此一类比有何想法。她说: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主题构思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也许它的问世正是为了今天的西方人能了解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不论中共怎样以‘对外开放’来粉饰自己,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九八四》中所说的)‘英社党(Ingsoc)’。中共扭曲中华文化和语言,改写整部中华历史,甚至把词典都重写了,以创造自己的‘大洋国(Oceania)’。而‘思想犯’!难道中共的警察不是说因为我的‘思想’才抓我的吗?还有多少‘思想犯’仍然关在中共的古拉格和监狱里?”
  (英文原文发表于《悉尼晨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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