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7, 2016

杨银波致《静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


曾铮:
今天银波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你表达我作为一名大陆民间人士的失败。我对自己每日每夜的拷问到此时此刻所积累的严重程度,已经逼迫我必须公开表达这种自责、愧疚、愤怒与无能为力。尤其是当几乎所有恐惧都被自己战胜,然而却在法轮功维权案例上仅仅止于较低层面的呼吁与呐喊时,这种强烈的失败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挫折,它源于面对“禁区之禁区”的“恐惧之恐惧”。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我被迫丧失了作为“人”的“发现的权力”、“发现的自由”与“发现的能力”。我不能容忍这种恐惧,不能容忍自己有此权力、自由与能力然而最终竟然“被迫丧失”的懦弱、胆怯与严重失职。我深刻地反思,作为一名对思想和信仰有着无限尊敬的民间知识份子,截至目前所“发现”的一切,无非都是对先人的重复,了无新见。如欲成其为一个透过层层迷雾便能知其本质与规律的思想家,我杨银波真是力量远远不及,为此我深深耻辱,为此我无地自容。
2003年9月1日,我于《议报》发表强烈抗议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篇文章《面对谎言与虐杀——推介<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当时我并不知道你就是《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的亲笔作者“曹静”(更未注意到“曾”与“曹”同形,“铮”与“静”同形)。事隔4月,我终于收到你写来的第一封信。自2004年1月4日起,至1月19日、1月24日、2月2日,你寄来的信我总是反覆地看、反覆地寻思;而《静水流深》这本优秀的书,我或许是阅读遍数和笔录思考得最多的大陆人之一。为此我将所有笔录整理归纳,不仅于1月28日列好了书评《论<静水流深>》一文的总纲,并且已于1月30日列好了对你进行深度采访的问题提纲。我赞同《静水流深》这本书里面所谈及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比如“大无畏”、“大自在”,比如针对这场迫害的多方面角色的思辩等等。书中所涉迫害人等、迫害方式及其制度安排,对我的良心造成极大震撼,此种震撼基于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和扩张的作为同胞的深度同情、作为公民的严重抗议和作为人的本性反抗。我的家人、朋友、同行理解我的这一心情,然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劝阻我不要写作和发表《论<静水流深>》以及采访你的这一系列行动。这真是一种良心的折磨!
这些年,来自民间对当局的反对力量,只要出于非暴力及理性的立场,我都是不予惧怕的,并视之如手足兄弟,待之如患难之交。然而《面对谎言与虐杀》及其他言论发表之后,我仍然跳不出这个由大面积恐惧所形成的底线——可以撰文呼吁,但不可将法轮功具体的案例细致地公开化。从事社会调查将近4年的我,遭遇的是最后一个恐惧,也是最大一个恐惧——法轮功。我无法理解自己这种深刻的矛盾:以个性而论,放言大胆乃是我的本色;以交友而论,天下朋友已逾三千;以波击面而论,更是难以数计;——然而,为什么有此本性与优势,却自己给自己戴上一副闪闪逼人的手铐?如果仅仅以“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就自我解脱,那么更多更令人理解的理由与藉口不是同样也可以呼之于口、见之于世吗?当大陆的郑贻春、杜导斌、东海一枭、刘晓波、赵达功、余杰等人接连向当局喊出了“抗议”的同时,为什么对待法轮功维权案例,我们不能更进一层地公开交流和探讨?难道地下、私下的大陆空间就将一直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吗?恐惧啊恐惧,恐惧阻挡了我们;我们啊我们,我们阻挡了自己。
古语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两千两百年以来,“天不变”便属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的始因。制度无以进步,王朝更迭;道德无以提升,真性虚无;——何以有变?郑贻春在电话中对我说:“真、善、忍,还略为保守;要真、善、勇。那么哭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忍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勇’。”以我“斗士型”的性格,考量当今大陆的迫害程度,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考虑到人类社会长久的和谐发展,“忍”比“勇”更能使社会趋于良性化发展。而“真”,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位的。比如将来公民社会的建立,这就需要首先建立“公民”,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那么独立了、自由了,这个独立就有真独立、假独立和真自由、假自由之分。独立与自由没有“真”,仍然等于假独立、假自由,这比无独立、无自由更糟,因为自以为独立自由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真相,产生了许多偏执狂和空想狂,亦自欺,亦欺人。如果现在这个政权倒台,我担心大陆并不一定能走向良性发展,为什么呢?暴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是巨大的。看现时大陆人的普遍心态,崇尚暴力、权力、金钱,假民族主义盛行,以牙还牙,唯利是图,麻木、虚伪、空虚、浮燥,违背真性(真)与良知(善),反倒显出许多劣根。
再论“忍”与“勇”。仁、义、礼、智、信、勇,尤其是孟子,前五者继之,后者“勇”扬之。结果这个“勇”被误解,今人养习了许多毛泽东的“勇”——霸气,成了小毛泽东。如果公民社会要建立,小毛泽东们是不能当政的。为什么呢?不把自己首先当作“公民”,你如何去引领公民并建立公民社会?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危险的敌人只有一个——政府,执政者汇集,始成为政府,而由小毛泽东们组成的政府只可能面对最危险的敌人——人民。大海,所以能成其为“大”者,盖因其能居于所有江河之下。这个“大”不是指霸气的“勇”,反倒是“下”;这个“下”,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忍”。克制、宽容、忍让、忍耐,然后才能浩大,成其为浩然正气。当然,这是指道德层面,不是指权术与法制。再进一层地说,即便权术有佳、法制已成,最根本的道德、精神、人格却很坏,那么权术只是利器(如当今的所谓“反腐败”便是如此),而法制也是空谈(如当今无法独立的司法便是如此)。因此,一种信仰能够使人返朴归真,从“人”本身的道德要求入手,那么这种信仰有什么可怕的呢?人类社会得以稳定发展,最根本的底座无非有二:第一,生态;第二,道德。至于制度、法律,若无度打击或疯狂歪曲这种生态和道德,那么人类社会要维持稳定与发展便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改变这种违背人类社会规律的制度与法律——亦即变“天”,继而有“道”可变。曾铮,我讲的这些,无非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看法。
我至今仍无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知道正统宗教在数千年内将人类社会维持在一定道德水准上的功绩。我曾对比中西文化,可知其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能力”及其“发现自由”的差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大陆人已鲜为思考;但自即日起,必须重新思考。我反对绝对的唯物主义,是因为一些事情我无法解释。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其最高水准者依然是古老的《易经》;即便是这样一本小小的经书,我也仍然无法完全参透。近几年的调查走访,使我见识了来自大陆民间的第一流人物,他们被体制所埋葬,然而却有着惊人的预见和深刻的反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至今日,我知道一些人物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我选择积极入世,然而来自民间的一股思潮却告诉我:这些人哪一天将怎样,哪一天又将怎样。结果不出其所料。这些民间人士回避世事,耕着自己的良田,读着自己的老书,早起晚归,过着自然、平静、闲适的生活。他们不责备我的努力与争取,并认为我的出现仍然是一种安排。“还有许多事你必须去做;即便哪天你决定停止这一切,但你还是丢不开这一切的。”他们告诉我,“一直到你将近60岁的时候,你才有空去四川九寨沟那些地方饮酒啊。”也就是说:未来三十多年,我将继续活跃于世。
我一直乐于进入社会最底层,这些真实的现状使我比其他更多人感受到更为深切的矛盾;不止法轮功,却以包括法轮功在内的社会思潮来反观更多的社会矛盾。我的贫穷与际遇,使我悲悯且豁达;我的贫穷与际遇,使我反抗且更多地关注他人,并在少年时期感悟出“生命本来无意义;一个人为了别人,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圆满,我们应该永远向更高者学习,向更低者传授,向优异者敬礼,向丑恶者反抗。那么面对谎言与虐杀,我们便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我一生所遵循的行动准则,不容许我在这样重大的时刻无耻地沉默,特别是在同胞的根本权利遭到目无法纪的疯狂的暴力侵犯的时候。因为此种侵犯违反一切正义原则并践踏文明国家普遍遵循的法律和协议,若我对此竟然逃避现实或者心灰意冷,则此种羞辱决非我能以言词表达。我想此信至此,已经说出了我的心声:无论是你们的灾难,还是其他人的灾难,若此种灾难乃是不适于常理的残酷迫害,我必然突破限度地仗义相助;若我的限度迟迟无法突破,我将为自己清清楚楚地记上一笔账,这笔账迟早都应全数清还。直到我年近黄土之时,我将再次重新细数这一生未还清的笔笔旧账,把它们一笔一笔地列在我的遗书之上,将此留予大陆同胞与子孙后代,将此留予我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
友:杨银波
2004年2月3日凌晨 于中国大陆 亲笔
附:在《大纪元》,你和章天亮的文章堪称一绝,令人钦佩。请代我向章兄深表感谢,他的文章深邃、广博且有力,对我影响很大。今天是中国农历大年十三,再过六天便是我21岁的生日(农历正月十九,2004年2月9日),我将在生日这一天为所有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绝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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