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7, 2016

《静水流深》(19)第四部 劳教血泪 6


北京昌平8岁女孩高晶宇炼法轮功后白血病康复,遭迫害在惊吓中夭折(明慧网)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19)第四部 劳教血泪 6

第四章 转化(1)


  走向深渊
   一夜未睡回到班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那天要开评奖会当场释放一批人,一早楼道的气氛便迥异平日,要走的人心都飞了,不走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兴奋。
   我的头昏沉沉,又出现梦游的可怕感觉。搬着凳子正要走到礼堂去开会,一个警察突然说“从这里打住,后面的人向后转,回宿舍去。”原来那天的会规模空前地大,男所也来了人,临时发现礼堂装不下了。
   如获大赦回到宿舍。楼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开会。李春说:“我给你看着队长,你在蒯炜的床上睡会儿吧。”
   蒯炜的床在屋角,从外面看不到。“正常人”有时想偷懒,都是歪在她的床,请别人打个掩护。大白天睡觉是绝不允许的,抓到不得了。
   我躺倒便睡,顾不得什么。想抓紧白天的点滴时间休息,预备晚上继续跟她们鏖战。她们真要长期熬我不让睡觉的话,唯死而已。
   我睡得并不踏实,大白天睡觉毕竟心里别扭,又不能打开被子盖,身上凉嗖嗖的。劳教所的规矩很大,白天每个人的被子都得打得像豆腐一样四四方方。刚来时打被子技术不熟练,只能请别人打好,像供祖宗一样供着,摸也不敢摸,睡觉时拚命蜷着腿不敢碰,宁可挨冻,也不打开。
   我迷糊了一会,朦胧醒来,发现身上盖了条大浴巾。这条浴巾是蒯炜的“宝贝”,三班就她一人有此“家当”。倒不是不能让家里送,关键是劳教所没地方 放,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什么都不准放,一个小物品柜两人合用,几件换洗衣物就塞满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蒯炜为了这条大浴巾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把好多东西都寄放在别人柜子。
  我心里充满感动,却再也睡不着。 晚上,我做好被继续围攻的准备,哪知却“平安无事”,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如此,好象所有人都将我忘了。
  那些天正是国庆。劳教所虽没放假,但外面的全国人民都“举国欢庆”、放一星期长假,警察也轮流休假,劳教所里的哪根弦似乎稍微松了点。
  谁曾想到,我竟会在这样“平安无事”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又走过一个大关,思想不由随着环境的松动略微放松。记得那几天食堂好象还改善两次伙食,有一次有人来参观,警察还装模作样将我们带到平时从未光顾过的四楼活动室“活动”一番,谁也没再提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事。
  在这样的空档中,进劳教所以来见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一幕幕流转。一个声音强烈地喊道:太黑暗了!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会毁多少 人?而且毁的是一个个本来已修得很高的大觉者啊!那么多连生死都放下了的人,却给这套歪理“转化”到迷失心智,可悲地永远丧失未来。师父说过,一旦出现 “自心生魔”,就再也没救了啊!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揭露这黑暗!我要制止这邪恶!我要挽救这些觉者!
   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才能出去,脑子就迅速盘算好出去后要做的一切:我见到的黑暗太多,我要写书,我要写一本书才能将这一切说清;同时我要出国,我要出国申请避难,我要见西方媒体,我要到联合国,我要去做人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是的,我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要去做这一切!
   所有这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都盘算好了,但是,我怎样才能出去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一个声音,先生的声音:“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写个保证”……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决定不理会它。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却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声音,它反复强烈地出现脑海,搅得我一刻不得安宁。身边的人事流转如常,我却苦苦挣扎于强烈想出去的愿望和一写“保证”就不配再做一名大法弟子的矛盾中,内心比受刑还难过万倍。
  在激烈的交战中,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光也不再流逝。环境清冷,我的心也很清冷。清冷的心中,一次次冷冷地浮现四个字:“舍我其谁?舍我其谁?”一种即将走向毁灭、即将与邪魔同归于尽的惨烈,冷冷地弥散空中。
  终于,我决定放弃大法弟子的身分,放弃修炼、放弃圆满,来解脱那个我解脱不出来的矛盾。
   我强行封闭大脑和感觉系统的某些部分,不去想自己未来生命的结局,开始权衡“转化”的“利”与“弊”:
  首先是我这么做给法轮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他们肯定会利用我的“转化”去做宣传——我出去后就写声明,宣布这一切统统作废!我的书要能出来,更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我造的业我一己承担!
  给其他学员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压力怎么办呢?——能够坚定到现在的弟子都是了不起的,应该不会受我影响,就像我曾决心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一样,而且我可以找机会向她们说明我的真实动机。
  李春和封玉兰怎么办?——就冒险告诉她们我的真实思想,告诉她们法轮功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法轮功,我的想法她们应能理解。
  让我去“帮教”别人怎么办?——嘴长在我身上,要怎么说还不是由我?实在不行我学着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付……。
  我挣扎许多天,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先找中队长王兆,让她转告田永说我想见他,说服田永安排我单独见先生一次,再问先生有多大把握把我“弄出去”。假如他有把握,我就“转化”,没把握我就不“转化”——我绝不做“赔本买卖”。
  这天一早,我听到王兆在办公室的说话声,决定依计而行。
  我走在楼道里,步履比铅还重,心里是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虽然我还没有打算说别的,但我骗不了自己:我在走向哪里?我生命的永远将走向哪里?我 这样做究竟最终是破坏、侮辱法轮功的成分居多,还是能起起到的正面作用居多?我出去后能否做成我想做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一概不知。我感觉不是走在 楼道里,而是在万丈悬崖间走钢丝,随时都会掉下去,摔个粉碎。
  我咬着牙昧着心,一步一步走下去。
  王兆刚上班,正在擦桌。知道我的来意,不冷不热地问:干嘛你非要找田科长谈话啊?我们队里就没队长了吗?
  我才意识到,我太不懂得人情世故。王兆四十岁左右,在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被派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去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后,刚被 提拔上来做代理中队长,正是急于立功好从“代理”升为正式中队长。我在入所队开“座谈会”那天问劳教所可不可以打人时,与田永一起盯着我看的那个女警就是她。
  她的眉毛拔得细细弯弯的,颇有几分女人味,但眉毛下那双三角小眼暗含着刀一样的尖利和狼一样的凶险,又让人无法将她当作女人。她的嗓子永远都是沙哑的,因为她一讲话就是吆喝,嗓子早坏了。
  我意识到王兆是想将“转化”我的“功劳”抢到她头上,我让她帮我找田永,无异缘木求鱼,但我也知道我想单独见先生的要求跟她讲她绝不会答应。从 “座谈会”那天她盯着我看开始,我就知道她防范我的心比什么都甚。进了二中队,她虽然从未找我谈话,但她那对三角小眼似乎永远都在盯我。而田永既自负又想 装“斯文”,说动他还有可能。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能坚持要见田永。她冷冷地说,知道了,回去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天哪!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刹那间天眩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赶紧靠在墙上。我感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口气我就会像没人穿的衣服那样塌软在地……。
  我靠着墙待了好长时间。楼道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暗自庆幸这会儿小哨不知去哪,没看到我那个比死人还可怕的样子。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发 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规定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步捱回去。十几米的距离,像走了好几年……。我像得了神经病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秀珍演示在济南监狱所受迫害:连续28天不话睡觉,睁不开眼时,被人性全无的恶人就用胶带纸粘在眼眶周围上下上拉扯,或用扫帚棒支起眼皮。(明慧网)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秀珍演示在济南监狱所受迫害:连续28天不话睡觉,睁不开眼时,被人性全无的恶人就用胶带纸粘在眼眶周围上下上拉扯,或用扫帚棒支起眼皮。(明慧网)

     
   两天后,田永找到我。我告诉他我想见先生,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有点新想法,想跟他商量。他问我什么新想法?是想“转化”吗?
  我没吱声,也没否认。他望着我的脸,表情复杂地说:“你真行啊,这么大的事脸上居然不挂相。”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劳教所里最初被“转化”的那些人,有许多在被“转化”的刹那,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要么狂笑,要么大哭。一个人用了生命去选择的信仰,突然之间崩溃,那瞬间的反应非常可怕。因承受不了肉体折磨而“转化”的人,一般是万念俱灰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淡淡对他说,我已经痛苦过了,你没看见。
  他狐疑地看了半天,知道再问什么我也不会说。他算计了算计,顶多见一面还是不“转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不出我所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这次田永和王兆都在。
   田永有点讪讪说,考虑到对我负责,让我将来出去后学会独立生活,队长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见先生。“三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找你爱人商量?”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王兆在田永面前捣鬼。她不放心我。
   王兆用她尖锐的眼睛盯着我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能跟队长讲、非要跟你爱人商量呢?”
   我不会撒谎,可我又不能讲真话,四只刀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逼问着我,我一急,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我这一哭,田永笑了。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每次都是稳操胜券而来,一无所获而去,只有我将他驳得哑口无言,哪有我被他逼得哭鼻子的时候?这不是“转化”了是什么?
   田永胜券在握,“大度”地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再给你一天考虑,明天再找你谈。
   我再度虚脱般回到班里。李春已知道我全部“秘密”,我去找王兆前曾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等于将命交到你手里,我信任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毁了你对法轮功的信仰,因此必须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要“转化”。她听着这一切,出现一种从未有过既凝重又担忧的表情。
   这时她看到我的泪,担心地问我谈得怎样,他们让不让你见?
   我如实说了,并说自己还没松口,什么也没说,他们让我再考虑一晚,明天再找我。
   李春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和畏惧,对我说:“你可是想好了……。”
   我知道她在担忧什么。她太了解劳教所了,她担忧我的真实思想被他们知道了,一个“欺骗队长”的名义就足以治我死罪。
   晚上上床时,我决定再好好想想,现在还来得及收回决定。谁知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居然睡着了。也许白天的交战让我油尽灯枯,也许长期的睡眠不足使我丧失意志力,又或许是我的思维被抑制了,所以在这样重大的关口,我竟莫名其妙睡过去。
  第二天一起床,李春便告诉我,她为我担心,一晚都睡不着,临起床前迷迷糊糊做恶梦。她梦见张蕾杀了人,却诬陷在我头上,警察要追杀我,她带着我到处躲。警察抓不到我,就抓了蒯炜抵数。第二天开庭审蒯炜,她和我偷偷去看,却发现法官原来就是凶手张蕾!
   我一边打着被子,一边想她这梦是什么意思:法官就是刽子手,倒很有点象征意义;可为什么蒯炜会被抓去抵命呢?是我害了她吗?突然,一种有生以来 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恐惧从无比深、无比远、又无比近的地方狂袭而来,让我差点扔下手中的被子狂奔去找王兆,对她狂呼:“不!不!我不‘转化’!……。”
   我吓出一身冷汗,两手死抓住被子,好容易才抑制住冲动。
   白天我坐在班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去寻找那个巨大恐惧的来源。很快我便认为找到了:我是在怕承担不了破坏大法的罪,怕下地狱、怕形神全灭……。
   于是我强行说服自己:不,我不能因为怕自己得恶报就不去做我想做的事。
   当晚,我终于写下那份我给它取名为“新安所的新认识”的“思想汇报”。在兜了一万多个圈子,来到我必须要说那句话的地方时,我的心拚死抵制大脑的命令,而我的笔终于为二者找到一个妥协,将那句话写成了“不再习练‘法轮功’”。
   写完这句话,我有些恶心,也有些满意。政府不承认法轮功是修心性的,所以总称法轮功修炼者为“‘法轮功’练习者”。我对自己说:“我‘习练’过‘法轮功’吗?从来也没有,我是‘修炼’,而非‘习练’。我没有说假话。”
   这时劳教所因为规模扩大,已从原来“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劳教所,重新命名为“新安”。
   那天是2000年10月10日。
  “圆融”修炼
   “不再习练‘法轮功’”的“保证”交上去,我像死了好几回,又像被扒了好几层皮。摆在面前的头一个问题是,我突然发现不知该怎么活了,或者说,我不 知怎样才能适应自己身上的“新标签”。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岂不正好印证那套转化歪理,即“转化”之后照样能做好 人。我不想成为一个“转化”的好人,那只能给新来的学员更大的思想混乱;可是,如果我不做一个“转化”的好人,难道做一个“转化”的坏人?我已经知道好的 标准,又怎能有意放纵自己?
   混乱好一阵,我终于决定,除了不去推翻那个“保证”,其他各方面还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这样,等我出去声明我今天所写的一切作废时,这里的警察、 “正常人”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回想我今日在此的表现,也许会想:她当时各方面挺不错的,是个好人呀。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来这法轮功还 是有道理。
   又不知哪一天,一觉醒来,一个思想以闪电的速度从脑海最深处出现:我还能修炼!我还能修炼!……
   是的,我还能修炼,因为我想修炼,因为我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已经习惯修炼,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无法不修炼。张青在一份思想汇报曾这样写道:“修炼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我看到这句话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是的,修炼也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我生命最深层的需求。
   是的,法还在我心中装着,老师的话我一句都没忘。不管我曾做了多大的错事,我想变好谁能挡得住?
   老师还讲过,大法的圆融性就体现在能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么大的法,宇宙大法,一定能将我做过的一切圆融。
   曾经失去的生命,曾经失去的生命的精髓,又静悄悄从心底生出,瞬间充盈我的全部。没有震动,没有惊讶,我自自然然、平平静静仿佛又回到“转化”之前。
  自欺欺人
   至此,我以为我已将我的“转化”“圆融”了过去,往后还可继续照此“圆融”。十六个月后,当我终于意识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有多么可怕、多么可耻时,我流着滚烫的眼泪失声痛哭,心中发誓一万次,如果将我再置于同样的环境,打死我我也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从最初的痛悔和羞愧中冷静下来,我又客观地看到,如果说刚开始我还明白写了保证自己就再也不配称是大法弟子了,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跟那些我一 直为之痛心疾首的被“转化”人员一样,开始亵渎大法和修炼的神圣内涵。我自以为还在按大法修炼,但身上背着的却是被“转化”者的标签。这种“来源于大法却 不能证实大法”的行为,是对大法最严重的亵渎和背离。但这一种偏离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将我蒙在鼓里整整十六个月。
   在<佛性与魔性>这篇经文中,师父曾谈到宇宙一定空间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从上到下、从微观至宏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对立性越明显,从而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表现出善与恶、正与邪、好与坏的对立。
   根据这个道理,越往上,两种物质的对立性可能就越不明显,佛和魔、佛道和魔道、真理和谬误,某种时候可能就只差半步。
   修炼中还会有一些生死大关,却不一定表现在这个空间,或以你能预料的方式出现。一念动错,即可能在劫难逃,万世不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连坐七七四十九天时,以无上定力降服了万千外魔,最终才能证得正果。修道之人在采药炼丹的紧要关头,也会出现虚化幻境,放不下色的看到美男,杀人越货为躲牢狱之灾才 出家避难的,会遇到乡亲告诉他,新皇登基天下大赦……。一念动错,幻境不再,幡然醒悟时,机缘可能永失。最可怕的是魔心渐起时,你却不察觉。
   怕酷刑的,毒打你;法理不清的,用歪理绕你。我历经这些考验,然而当受到“为了大法、为了揭露邪恶”的“好处”诱惑时,终于也迷失了心智。
   我的漏在哪里呢?在于一颗做事的执著心。在我写了离婚书舍家出走,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往前冲,到处去与功友交流的那段时间,我舍尽世 间有形的一切,紧接着生出一种做事的执著。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以前一样不知该不该走出来护卫大法的功友,听了我的发言也决定走出来后,无形中我又将自己视为 这次“运动”的“领袖”。只是这些执著很难察觉,又夹杂在我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决心中,不但我自己看不到,也使隐隐感觉我有点不对劲的功友,不知该怎么告诉我。
   因为我起了自己是“领袖”、自己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心,从拘留所“孤立”我,再到劳教所将其他坚定的弟子都下集训,而将我独自留下的安排,都是为 了加强和放大我的执著,以便最终引我走向毁灭。当我坐在楼道权衡着“转化”的“利”与“弊”,冷冷地一个个打量还在坚定的弟子,心中对自己说“舍我其谁” 时,我没有察觉我的自大成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担心保不保得住“第一名”;修炼后,我虽然在常人中的名利心很淡,却不知从何时开始算计起自己在修炼中的“得失”与“成就”来: 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积被判劳教的、我是第一批到调遣处又第一批离开的、我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北京市一级领导都知道我的名字……,我甚至连自己在离 开调遣处时是排在队伍的第一名、到了劳教所这边又是第一个被警察叫去谈话…这样的事也注意到了。我算计着自己得了多少个“第一名”,算计来算计去,终于把自己算计成“第一个”发明出又一种“转化”歪理的人。
   正念不足、分不清自我和学法时存在的“漏”也是重要原因。当我陶醉于自己像武功“高手”那样一招一式、一一对应识破肖雨所有的“转化”歪理时,我没 有想到,其实一正压百邪,正念一出,邪魔自灭,哪里用得着一条条分析那些歪理错在哪里才能再次坚定?那个远远飘来让我“写个保证”的声音,并不是我自己的 思想,“揭露邪恶”在此时也不过是个诱饵,我却受了它的诱惑。
   在此之前我已悟到,知识分子学法时若把法当作理论去“抠”,就一定会出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同样的漏,只不过更为隐蔽,在应付完肖雨后,靠“理论”上将邪恶“驳倒”的“办法”就已走到了头。
  包括在一次次与田永“斗智斗力”时,我难道就没有在神的清醒和智慧外,夹杂人的机巧和显示?
   一个更可怕的变异是,我认为我已经过了种种关,一切考验都经过了,生死也放下了,因此那些怕心没放下的人不可以这么做,我却可以;因为我过关了,达到标准了,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自心生魔”。哪个宇宙中的生命可以说自己不再遵循宇宙的法理?当李春的梦让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一定有亿万个生命在看不见的地方一齐向我椎心哀告,才能构成我那样巨大的恐惧时,我没有想到那是我生命本性给我的警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敬畏天理。
   其实,我就真的那么坦然、那么“不动”了吗?在被通宵围攻的那个晚上,我曾趁上厕所之际托郝英出去后告诉我先生,她们要开始整治我了,让他赶快想点办法,反正我是死也不“转化”的……。
法轮功学员演示山东潍坊劳教所迫害酷刑:扒光衣服(一丝不挂)抬进厕所,将头部插入盛满水的大水缸里灌,灌几分钟,提上来,仍不转化就再灌……(明慧网)
   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在怕了,我在怕那不能睡觉的滋味。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从我差点成为“白痴”那天起就已深植在心。那么也许前面种种“考虑”和“权衡”,不过是掩盖自己恐惧的自欺欺人而已。
   这真是“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地、瓦解式地检验”(注) 啊!所有尚未修正的变异和新生出来的执著,都在此时暴露出来起著作用,推波助澜将我领向邪路。而没有能够坚定正念,是我,也是其他许多修炼人在劳教所最惨痛的教训。
  小鬼难缠
   在我跟李春谈我预备“转化”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转化”她们准保得给你调班,我不想跟你分开!
   一转化就调班,已是二中队惯例,以配合实行“人以群分”和“各个击破”的政策。可是我的“保证”交上去好几天,二中队却死气沉沉一点动静都没 有,既没有预期中的调班,也没大张旗鼓宣传我这个老“顽固”终于被“转化”,甚至谁也不知道我“转化”似的。我有些奇怪,却没多想。反正我既不愿与李春分 开,更不愿和其他“转化”的在一起。
   过了没几天,三班新调来一个叫傅来的人,说是刚“转化”不久从集训队回来的,劳教期就要到了,过不了一个月就该回家了。
   傅来一进三班,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她总要找我“切磋”思想,要跟我探讨法轮功“邪”在哪里。
   这天田永陪着一个“来宾”进了三班,不无得意将我介绍给来宾:“这就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来宾问我:“听说以前你特别顽固?”
   “是。”
   “后来呢?”
   “后来我有了一些新想法。”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呢?”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听完我的回答,田永满意地带着来宾走了。
   他们刚一出门,一直凝神倾听的傅来开口了:“你倒挺会说的啊,‘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我问你,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热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我用几乎是吵架的口气回敬她:“我说是不是邪教有什么用?政府说他是邪教!”
   傅来还想说什么,李春眼看我要“露馅”,急忙打断:“你们俩都别说了!快听!外面有人在说什么?”
   我立刻意识自己又错了,又动了情绪和气恨。她说什么是她的事,我的心不能被带动,更不能以吵架的语气跟任何人说话。
   没人时,李春偷偷对我说:“你可小心点啊。‘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不定她是队长派来卧底的,别让她到队长那儿去给你扎针。”
   “扎针”是向警察告密。“正常人”最恨这种人,有什么事宁可互相打破头,也不愿被人到警察那儿扎针。
   又过了两天,封玉兰被叫到办公室,王兆咬牙对她说:“我告诉你,曾铮她转化了吗?她没转化!她跟你一天到晚一起嘀咕些什么?你不说我电死你!”

   封玉兰居然没有害怕,还是以她特有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没嘀咕什么。人家是研究生,我是个文盲,有什么可嘀咕的?就是有时候我毛衣不会织问问她。”
   “就只说了这些吗?她没跟你‘弘’过‘法’吗?说!法轮功是什么?”
   “没炼过,不大懂,就知道给打成邪教了。”
   “你敢在我面前弄鬼,我整死你!”
   封玉兰告诉我这些时,我并没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
   那是个中午,楼道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警察叫:“所里来电话,把没转化的人名字报上去!”
   保管档案的警察对着话筒高声说:“二中队没转化的有:白莲、周杰、王蓉、曾铮、……”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恼丧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她们真的算我“没‘转化’”!我已经将原则出卖得不能再出卖了,搞了半天还算我个“没‘转化’”!
   整个下午,我的心像被一个大碾子一点一点碾着,胸腔塞满了脏东西似地出不了气,快憋死了一般难受和恶心。一个声音一遍接一遍在我耳边嘲笑着:偷鸡不着蚀把米……。
(待续)
注:《走向圆满》,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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