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7, 2016

《静水流深》(11)第三部 三进拘留所 2


“我看着女儿的小脸,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作者提供)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11)第三部 三进拘留所 2

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将天捅了个窟窿
  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我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注1) 。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1999年北京某上访法轮功学员住所(明慧网)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10月28日,北京郊区的秘密外国记者招待会“将天捅了个窟窿”(明慧网)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丁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慧网)
2001年9月,丁延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圆明网)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注2)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友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 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注3)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第四天,张强一见我,就如获至宝说:“你不说是吧,人家说了!那天开会你爱人也去了,你不说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们孩子明天就开学了,我看你这回急不急!
  说完,他就当着我面挂通先生的电话,一改跟我说话的凶狠口气,和颜悦色地说:“你爱人在我们这儿你知道吧?你能不能来一趟,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先生哪里知道他的阴谋,忙不迭就答应了。
  我望着窗外的铁网高墙,一下子热泪盈眶,但我使劲将它们忍了回去,没让张强看见。
  张强拿起一张报纸,好整以暇说:“怎么样?你爱人半小时就到,现在说还来得及。”说完,他埋头读起报纸,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来,提审室第一次这么安静,静得我似乎能听到张强的心跳。
  十分钟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抬起头问我:“想好了吗?还有二十分钟。”
  我淡淡一笑没答。
  他又埋头假装看报纸,过十分钟又问我一次,我还是没说话。
  三十分钟后,先生在拘留所门外打来电话。张强对我说:“你回去等着,他态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个多小时后,张强又来“提”我到提审室,先生也在里头!
  “你爱人比你识相,刚才已经带我们到那个地点去过了,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个楼,现在只要你说出是哪栋、哪间,就放你走。你不说,我一间一间搜!你当我搜不出来?现在让你爱人劝劝你,本来是不让家属见的,这算是特殊照顾。时间不多,抓紧说吧。”最后这句话张强是对先生说的。
  先生问:“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不能!”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话要跟我说,得不到单独谈话许可,只好兜着圈子说。其实那天开会天已黑了,估计我跟他一样记不清是哪间屋了,就带他们到那里转一圈又怎样?出去后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们不是说好去见他么?
  他说的这个某某是全国人大代表,先生认识他,我们本来说好,他来北京开人大代表会时一起去找他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觉得这个理由一定能打动我,所以跟张强打包票说能劝动我。
  我始终没开口,先生情急当着张强和科长说:“老师不也说了吗,大法是圆融的。”
  我正色道:“大法也是严肃的!”
  张强本来一直低头假装看报纸,听到这话,忘了伪装,不由自主抬起头吃惊望我一眼。
  半个多小时后,张强看先生没有说服我的可能性,就让他走了。离开时,先生的眼里充满绝望与悲哀──在残酷的现实和自我无能为力之间,他感到一种被五马分尸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与朋友谈起我被捕和法轮功的问题,朋友除了显示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麻木,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错,活得很好。他差点冲着朋友大喊:你活在一个连国家主席都能随时被红卫兵揪斗的国家,你觉得很有尊严吗?强盗闯进你住宅,当着你面将你的母亲、妹妹、妻子轮番强奸,你却不得不在一边鼓掌说“干得好!”你很有尊严吗?!……
  “地球爆炸”救了我
  先生“劝降”未能奏效,张强还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审室。耗到下午,一个警察抱来一大摞书,说是刚从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抄来的。张强故意气我似的:“怎么样,你们老师的书,你想不想看啊?”然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这些书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边,一看抄来的那摞书中,刚好有两本《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我将这两本抽出来,翻到第42页,分别递给张强和他旁边的科长说:“请你们看看这里。”
  他俩都满脸狐疑看了起来。这本书是根据1998年3月李洪志先生在纽约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的,第42页谈的是关于1999年地球爆炸的传言,根本就不存在。镇压法轮功后,中央电视台曾转播一个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召开的外国记者会,会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讲录像。他们把演讲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字剪掉,再将其他一些讲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演讲就变成在“宣扬地球爆炸”,最后再解说许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说”吓坏才炼法轮功的。这样一来,炼法轮功的人就变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电视后,曾给宗教事务管理局写过一封信,特地查过书上说地球不会爆炸是在第42页,所以这时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儿。
  果然不出所料,张强看着看着脸上表情就有点变了。他看完后抬起头来望着我,一脸茫然。
  我问他:“怎么样?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吗?政府为什么说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
  五天以来,他第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政府什么时候说你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轮功专案组的,看来你还得加强学习。《人民日报》1999年7月22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里面有个小标题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个撒谎的机器工作,也够难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长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这时突然抬起头:“就这么结案吧,她不说算了,在笔录上一律写上‘不说’,让她签字就是。”
  张强飞快在笔录上写了一连串问题和“不说”,让我签字画押。我一边签字,他一边还有点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点学问全用在法轮功上了,你们老师讲的话在多少页你都知道!”
  就这样,我的“案子”总算了结,他们将我往牢房一放,没再去啰嗦我。
  邪不胜正
  半个多月后,张强突然又来“提”我。提审室坐着两个警察,见我就说:“可找到你了。”他们两个都是沈阳来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个星期,才查出我已经进了拘留所。
  听到“沈阳”二字,我即猜想莫非与赵志坚有关?
  赵志坚二十八岁,是沈阳一所大学老师,两个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见过。他是镇压“取缔”禁令刚出来四天后,沈阳市第一个只身南下,到北京“顶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他被抓回原籍后,省长、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他的“案子”。警察对家属说要将他当成“现行反革命”枪决,他母亲吓得当场昏过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过来;他父亲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没有阻拦他去北京,要她赔他儿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内体重少了二十多斤。
沈阳市看守所(明慧网)
沈阳市看守所(明慧网)
  他是沈阳拘留所里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孤独曾让他异常痛苦。
  不过,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开始叫他“赵老师”,对他说:“赵老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进来的,你要炼功就炼吧,我们替你看着警察。”
  后来他们将他审来审去,审不出个名堂,找不出他有什么“背后操纵者”。他们想他是大学毕业的,还专门派个有大学文凭的警察来劝导他。这个警察劝导他一天后,突然问他:“哎,你看我这人要修炼的话,根基如何?”

  半个月后他被释放。法轮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进京上访,我就是这次见到他的。
  精神院偷渡迫害记
  我正猜想时,年长的那个警察问道:“你认识沈阳的王艳吗?”
  刚想说不认识,我突然想起王艳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她辗转得到两份被关在沈阳一家精神病院的学员所写的资料,详细揭露在精神病院饱受迫害的情况。王艳将那两份资料寄给我,企盼能将法轮功学员被关于精神病院的消息传递出去。
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中的法轮功学员(明慧网)
  两份资料传到我手里,已被揉得不象样了,不知是经历多少关口多少惊险才到达。一份资料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写的,她和女儿同时被关,挨过无数次电击;另一份是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写的,她到北京上访被抓,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曾先后被关于北京和沈阳八个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个看守所的饭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苍蝇头。
  我将这两份资料输入计算机,然后把磁盘拿给一个会上网的功友,请他发给明慧网,那已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原来这两个沈阳警察是为此而来。他们告诉我,那两份经我传出的消息上了网,令某些人异常恼怒,当时正在北京开人大会的沈阳市党委书记和市长被责成亲自查办,一定要将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两警察到北京后还被召去“面授机宜”。
  新一轮的“逼供”又来了?果然,他们先问我是不是收过王艳寄的资料。我承认了,他们再问,“将那两份资料怎样了?”我说输入计算机交给别的学员了。
  “交给哪个学员了?”
  “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将心一横,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么逼,我都不再说。
  没想到两个警察听完却没动怒,年轻的那个边写边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这样,说自己什么都行,一轮到别人的事就说什么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语气除了诚恳,居然还有赞赏。意外之余,我又想起赵志坚。我想,沈阳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大法弟子,才会使这两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印象和好感。
  年轻的警察写完让我签字画押。原来这就是他的“问讯笔录”,上面只简单写着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以及我们刚才简单的对话内容。他们大老远跑来,又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找到我,就这么算了?
  看来还真是如此。我签好字按上手印,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站起来,似乎比我还盼着这件事早点结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们两人明显地都在应付差事。
  我举着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张纸什么的擦,年长的警察忙说:“在面盆里洗洗吧,打点香皂。”

  审讯室里有个脸盆,是警察洗手用的,从来没有给被审问的人用过。
  我打上香皂在脸盆里洗完手,年轻的警察又指着一条新毛巾说:“擦擦手吧。”
  我犹豫一下,年长的那个说:“嗨,你管它那么多呢!还不是公家的钱买的,使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站在原地等我擦净手上的水,然后收拾好文件将我送回牢房。临别时他们郑重邀我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沈阳看看,好象我是他们已经认识、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样。
  (待续)
  注:
  1、“交了面本”:上一代大陆人对“死”的另一种说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都实行口粮供给制,一人一个面本,按定量购买米面,死了就得上交。
  2、 航天部: 隶属于国务院,负责航空航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运用的部委。其下属北京市航空航天部703所、第一计量测试研究所等,均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办公楼及职工住宅占地很大。
  3、 “点”: 中国监狱的专用词汇,意指向警察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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